第一,揭露剥削阶级压迫、剥夺劳动人民的罪恶,号召“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闹革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正所谓“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第二,坚持人民创造世界历史的唯物史观,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热情讴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创世说”以及人民的历史主动性。
第三,体现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崇高理性,如“要为真理而斗争”“让思想冲破牢笼”。
第四,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号召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团结奋斗,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每一节的收尾,都是铿锵有力重复唱两遍的名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国际歌》的歌词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战士的高度赞扬是多么精准到位:“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
1888年,皮埃尔·狄盖特发现了欧仁·鲍狄埃的这首诗,并以满腔的激情在一夜之间谱好了曲子。
在曲调上,这首大调作品在音程上先扬后抑、旋律上千回百折。虽然大体上只有主旋律和副歌两个部分,但音乐色彩明亮高亢、雄壮嘹亮,符合全世界多数人的音乐审美。这与当时法国以浪漫艺术歌曲为主的创作风气形成了很大反差。
鲍狄埃与狄盖特的相互合作,《国际歌》的词曲配合相得益彰,使巴黎公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音乐的形式像烈火一样迅速蔓延全球。
20世纪20年代,《国际歌》曾作为苏联的国歌。1944年,苏联采用新的国歌后,又把《国际歌》定为联共(布)(1952年改名苏联)的党歌。
列宁在纪念鲍狄埃逝世25周年的文章中指出,鲍狄埃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公社虽然被了,但鲍狄埃的《国际歌》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
党的一大闭幕时,代表们就慷慨激昂地唱起了《国际歌》。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和曲谱在《新青年》发表。《国际歌》最后一句的“国际”一词,被音译为“英特纳雄耐尔”。这与西欧语言发音基本一致,使中国人、全体劳动人民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声相应、形成共鸣。
1923年6月20日,三大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来到黄花岗烈士陵园,由瞿秋白、张太雷教唱《国际歌》。在雄壮有力的歌声中,三大胜利闭幕。由此开始,在党代会闭幕式上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成为惯例。
1923年,由萧三根据俄文转译、由陈乔年配唱的《国际歌》开始在中国广为流行。
1926年,在纪念巴黎公社起义55周年之际,广州各界万人唱响《国际歌》。纪念日当天,同志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讲演,大力弘扬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
三湾改编后,同志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制度付诸实践,明确提出“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还应加唱《国际歌》一项议程”以及“各营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都有唱《国际歌》一项”。
1930年,同志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里提到的“国际悲歌”,就是指《国际歌》。
《义勇军进行曲》在节奏和歌词上,也受到了《国际歌》的影响。两首歌的第一句都用“起来”作为开头,且两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同为革命战士,饱含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自信与赞美。
1935年2月,在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不幸被俘。在英勇就义前,他唱起了自己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
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楷模。在弥留之际,他要来《国际歌》歌片,并用微弱的声音吟唱。他说:“我坚信全世界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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